在陜西梁家河，種地、拉煤、打壩、挑糞，什么活兒都干；在福建寧德，扛著鋤頭，在田間地壟同群眾一起勞作；在浙江長興，身穿礦工服，頭戴礦工帽，在近千米深的礦井里，看望正在作業的礦工；在江西井岡山，拿起木槌，與當地村民一起打糍粑；在四川汶川，轉動磨盤，同群眾一起磨豆花；在北京，同首都群眾一起參加義務植樹……

      要知道，將“產能過剩”甩鍋中國的說法和行為不是什么新鮮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表示，早在20多年前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不久的時候，中國以更優惠的價格出口高質量產品的做法就曾被一些人視作威脅。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本質上是“中國威脅論”的新變體，它把經濟和貿易問題強行變成了政治、安全或意識形態問題。

      習主席的深情厚愛和殷切囑托，給了“獵鷹突擊隊”全體隊員莫大鼓舞。“獵鷹突擊隊”大隊長周昆說：“10年來，我們始終沿著習主席指引的方向，瞄準特戰發展前沿，極限實戰練兵，部隊全面建設水平持續躍升。我們將不負統帥期望重托，聚焦反恐維穩職能任務，練強新型作戰技能，努力鍛造政治和軍事都特別過硬的反恐拳頭部隊。”

      二是拖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近年來，中國新能源產品在滿足國內需求、推動實現“雙碳”目標的同時，也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量達到5.1億千瓦，其中中國的貢獻就超過一半；中國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綠色能源項目合作，有效解決用電難、用電貴等問題。有專家評論，如果有的國家和企業能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來幫助其它國家和地區加快實現綠色轉型的步伐，難道我們不應該感謝他們？那種一方面口口聲聲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為自身的“崇高使命”，另一方面又以“產能過剩”為由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打壓別國新能源產業發展，限制別國新能源產品出口的行徑令人不齒，也是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的嚴重損害。（撰稿：常敬鴻）